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城镇化的发展需要政策工具的支持，而财政政策工具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财政政策工具的跨区域扩散性逐渐显露，一个区域的财政政策工具不仅对本区域的城镇化发展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将其影响范围扩散至相邻区域，形成空间溢出效应。

我国学者对于公共财政与城镇化发展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研究和探讨。翟超颖、代木林(2014)运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我国1990—2012年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了测度，提出了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财政政策；[1]杨得前、蔡芳宏(2015)以欠发达地区为样本，分析了财政政策在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认为财政政策对城镇化的推动效果并不理想；[2]李栋林、关忠良(2015)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从短期绩效与长期绩效的视角研究了公共财政与城镇化发展的关系，认为在山东省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地域差异和财政投入冗余是影响城镇化水平的主要因素；[3]王保贵、张东玲(2015)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城镇化对农民的消费具有推动作用；[4]张宁(2016)构建了公共财政支出与城镇化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VAR模型，证明了公共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长期稳定的财政支出可以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5]邓金钱、何爱平(2016)等人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描述了三者之间存在作用机制的阶段性特征；[6]许霞(2016)认为，目前我国处于“后土地财政”时期，需要在城镇化发展中引入PPP融资模式。[7]

纵观已有的文献，大多数研究成果揭示出了财政政策与城镇化之间的相关性，但是对财政政策工具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仍然存在些许欠缺：一方面，现有文献大多局限于理论分析，强调我国城镇化发展中财政政策与相关机制的完善，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已有文献主要立足于时间维度对财政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效果进行分析，缺少从空间维度审视财政政策工具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忽视了政策工具的跨区域扩散性在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本文基于2007—2015年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实证分析财政政策工具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二、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将新型城镇化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用Urbanization表示。已有研究成果大多以人口城镇化率作为城镇化水平的指标，然而单一指标已经不能够反映出真实的城镇化水平，因为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所强调的不仅仅是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而是包含了人口、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多方面的发展与转型。因此，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22个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出各省级行政区域的城镇化水平。

2.解释变量

财政政策工具是一种通过经济上的诱导以实现城镇化发展目标的诱导型政策工具，主要从经济激励、财富再分配、金融管理三方面发挥作用。本文研究的关键问题是财政政策工具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及其扩散效应。所以，根据财政政策工具的不同功能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六个解释变量。

经济激励主要以政府财政支出的方式为城镇化发展提供经济补贴，为城镇化进程中的目标群体提供优惠条件，使其行为符合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选择常规性公共服务(Service)、社会保障与就业(Insurance)作为衡量经济激励水平的解释变量；财富再分配主要以税收的方式调节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结构，影响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社会团体或个人的经济行为。选取国家税收总额(Revenue)、城建维护税(Maintenance)作为衡量税收规模与财富再分配水平的解释变量；金融管理则以投资和贷款的方式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调节社会有效需求，实现社会供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选择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Investment)、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贷款额(Loan)作为衡量金融管理水平的解释变量。

3.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选取了2007-2015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2008—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变量的描述性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特征变量变量含义样本数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Urbanization新型城镇化水平-0..Service常规性的公共服务2705....Insurance社会保障与就业2705....Revenue税收总额2707....Maintenance城建维护税2703....Investment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708...0.Loan国内贷款额2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