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壳牌财经讯（记者 侯润芳）在疫情影响下，各国都采取了一定的货币政策应对。其中，中美货币政策在导向和工具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异。如何看待中美货币政策差异？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表示，中美货币政策的差异主要是由中国经济金融结构的差异决定的。和美国。此外，在谈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宏观政策外溢的影响仍然存在，它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影响到不同的主体。中美货币政策的偏差能容忍到什么程度？这种偏差能持续多久？”

为应对疫情影响，许多国家都打出了货币财政政策的“联合拳”。陈道富指出，我国也在加强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目前，经济边际有转弱迹象，金融风险敞口压力仍然较大。美国经济周期和政策周期不同步带来的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变化，都是明年需要面对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政策可能需要考虑采取财政货币‘双（宽）松’的组合。”陈道夫建议。

中美货币政策偏差能走多远？美国可以容忍，这种偏差还能维持多久？

近日，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法理学会议上，陈道夫指出谈到中美货币政策的差异，这是由中美经济金融结构的差异决定的。“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政府和国家国有企业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选择货币政策导向和工具时，中国充分利用了这些结构性特点，在政府和银行的帮助下实现了金融支持。和经济稳定。美国金融体系以直接融资市场为主，价格工具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采取了比较大的降息措施。此外，微观党派承受能力的差异也影响着货币政策的选择。比如，中国居民储蓄较高，可以通过保障市场主体来保障就业。但是，美国居民的社会保障程度更高，储蓄率更低，采取的直接援助更多。”陈道富也指出，虽然中美两国在货币政策上存在差异，但从

在谈到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时，陈道富指出，美国既是经济强国，又是金融强国，而且是也是世界货币的主要提供者。美国的经济周期、金融周期和政策选择，必然会对世界经济金融状况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中央国家的经济、金融和政策溢出是不可避免的，对于非中央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冲，但都需要智慧承受冲击。有可能（通过）扩大汇率波动范围，让跨境实体承受价格波动，提高非交易产品的相对安全性。但是，在资本高度介入的汇率市场中，汇率也成为金融资产，存在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虽然我国经济足够大，但仍保留一定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渠道。随着汇率的更加灵活，国内货币政策有更大的自由度，但美国宏观政策的影响溢出效应依然存在，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影响不同主体。西方主要发展在一个长期采取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的国家，我国正常化的货币政策能维持到什么程度，能维持多久？”陈道夫问道。

明年宏观政策或需考虑财政和货币宽松相结合

为应对疫情影响，多国纷纷推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组合拳”。那么，财政和货币的合作能达到什么程度？

陈道富指出，在一个货币区，金融和货币的合作就像一个体外的生命支持系统，可以不断维持生命系统的循环，但也带来了这个体外生命支持系统的冲击，依赖形成路径依赖和自锁，难以培养自我免疫和活力，打破自我循环。

“西方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似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目前的投资组合很难退出。”陈道富进一步解释说，资产市场的有效运行会更低。利率被记忆和锁定。一旦加息，政府债务利息将急剧上升，资产价格将大幅波动，微型实体资产负债表的稳健性将受到挑战。一旦资产负债表下降，即使企业利润改善，资产负债表改善有压力，但无法促进扩张为稳定资产负债表，将资产负债表锁定在特定利率水平的政策措施缺乏走出舒适区的动力和条件。”陈道富说。

陈道富还指出，中国也在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一方面，从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经济处于旧结构崩塌中，新结构正在孕育。现阶段，政策需要“看”未来，“超越”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剩菜为王”，强调“跨周期”的宏观调控。这就需要充分利用循环之外的力量。主要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政府部分连接金融和货币，可以延长特殊时期的经济“容忍度”。因此，中国需要增强政府支持经济的能力，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