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收支矛盾，短期需开源节流长期要进行税制改革

本文源自金融界

陆挺认为，在我们通胀不高的情况之下，可以适度地让央行购买国债，从而抑制利率，“这要比降息更有用”。另一方面，也给中国货币生成机制提供新的通道。

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乔宝云表示中国区别于美国，基础货币产生机制以外汇或黄金储备为锚。对于中国来说，财政产生货币，经济后果难以预计。在没有经过慎重考虑和测试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实施。

乔宝云特别提到，就业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美国现在也遇到“躺平”的问题，年轻人疫情结束后选择不上班了。“未来总是年轻人的，需要他们与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些理念和理想。”他强调。

第三，抗疫。通过一些额外的资金筹集来帮助地方政府抗疫。

财政资金发力有四大方向 给企业降运行成本和租金非常关键

1.拉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冲总需求不足。

“我们赤字很少超过3％，但如果加上专项债，远远超过这个比例”乔宝云指出，特别国债也不算赤字，从政策工具方便性来说，要更方便一些。

乔宝云表示，接下来财政政策需要从三个层面发力。首先是财政政策可以独立发挥作用的层面，也就是“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政策工具包括转移支付、国债等手段，财政部准备了大量转移支付资金，并建立了动态监控预警系统，有能力做好“三保”工作。

陆挺提醒，财政收入这块可能面临比较大的困难。一季度土地财政收入同比下降27％，未来几个月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可能还要再恶化。未来这一段时间，财政收支可能要比3月份设想的差距更大。

参与本场讨论的嘉宾有：中央财经大学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陆挺，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以及增量研究院院长张奥平。

罗志恒提到，从城镇调查失业率情况来看，现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特别是16-24岁青年就业人群压力非常大，今年有1076万大学毕业生，为历年来最高。此外，中小微企业吸纳大量就业，但是这类企业在疫情中受冲击更大。

罗志恒提到，在疫情超预期、乌克兰危机引发输入性通胀、联储加息落地引发资本外流担忧等共同作用下，生产、销售等指标均在往下走。在这个背景下，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均会往下走，房地产相关税收和土地财政也面临巨幅下跌。

第二个层面，保市场主体。减税降费强度、节奏与效果与外部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

如何弥补这个缺口？陆挺提到，未来几个月无论是发行“特别国债”，还是调整赤字率，或者用其他名目实际增加政府财政收入，都需要事实上增加政府赤字。

从全球税制改革情况来看，全球可能已经进入到货币加息周期和财政加税周期。货币加息周期，应对全球通胀时代；财政加税周期，应对全球性通货膨胀。通过对高收入、高财富人群多征税，采用转移支付方式，解决全球性贫富差距问题。

罗志恒预计，今年下半年会面临通胀水平抬升。包括“猪周期”上行，国际大宗商品输入性通胀等原因，“这时候，我们需要对特定人群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去年开始，我国经济便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以及预期转弱等“三重压力”。今年以来，在外部冲击、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等因素叠加下，经济面临新一轮下行压力。值此关键时间点，百度财经联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独家出品的“政策发力稳经济”系列直播第二场将视线聚焦财政政策。

第三个层面，稳定预期。减税降费的效果非常好，但是短时间的政策和长期稳定政策之间差别是很大的。“企业家说今年我减税降费，那明年呢？后年呢？”乔宝云举例称。

“政府规模要扩大，自然对应政府收入较高，”罗志恒强调，要推动目标结构性加税和结构性减税并存的方式。以北欧为例，“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就要有更高的税负”。

罗志恒建议，适当上移并强化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例如，社会保障、养老已经做了一些调整，过去是市统筹，后来到省统筹，近年来说实行全国统筹，“这样能够避免我们经常出现的县乡财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