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财政史研究业已经历了百年历程，但直到最近一二十年来，才真正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兴盛局面。当然，此前并非没有学者在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也陆续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比如，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围绕田赋、粮长、一条鞭法等问题，中国学者梁方仲和日本学者清水泰次发表了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奠基性成果。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1974年出版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迄今仍是通史类著作之外对明代财政进行整体考察的唯一专著。日本学者岩井茂树在20世纪90年代围绕徭役与财政发表的系列论文，提出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尽管如此，与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问题相比，明代财政史研究仍然处在相对薄弱的地位，呈现出起伏性、间歇性发展的态势。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变，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热潮。

宏观思考体系化

财政是牵动整个社会的大问题，研究财政史是观察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黄仁宇在前揭著作中，将明太祖朱元璋创建的财政体制称为“洪武型财政”。他认为，这种体制具有收敛性（self-denying），将其运作能力降到最低限度，比以前诸如唐代和宋代使用的方法倒退了一大步。他还断言，“洪武型财政”与“第三帝国”（即明清两朝）相始终，历经数百年而无实质性变化。黄氏此书于2001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引起较大反响，赞成者与批评者皆有，但无疑促进了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一些学者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体系化的理论概括，提出不少富有启发意义的新看法。

在理论建构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万明的系列研究成果。她以白银货币化作为切入点，系统探讨了明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转型、全球化开端时期中国与全球的互动关系，认为明代后期出现了向货币经济基础上以货币税收为主的财政体系的转换，其实质是中国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这无疑是中国古代财政史乃至中国史上划时代的变化。她还与数学学者合作，对《万历会计录》中的浩繁数据进行了整理与统计，直观展示了晚明财政的总量、结构和货币化程度，为自己的理论构建提供了量化基础。

刘志伟长期致力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对赋役制度作过深入探讨。在近年发表的论文和演讲中，他强调中国在王朝时期的经济属于“贡赋经济”或“食货经济”，由“赋入贡棐”与“懋迁有无”两个方面构成。他将明代赋役体制转型概括为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认为一条鞭法的发展代表了一种新的制度、新的国家、新的社会、新的经济体系形成的转型过程。他也将这一转型与白银联系起来，指出类似变化在明朝以前也曾出现，但赋役性质并未根本改变，白银的大量流入与广泛运用是明代赋役变革成为不可逆过程的关键因素。

赵轶峰近年来致力于“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的理论构建，财政问题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在相关论文中，他简要勾勒了明代从实物财政到货币财政的转变过程，认为在实物财政体制下，收取与支用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一致的，而货币财政收支过程高度分离，专收专用的自然平衡让位于需要由统一的财政管理中心精密统筹的人为平衡。货币财政加快了财务运转的速度，促使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按照经济规律行事，同时也凸显了专制皇权与整个社会的矛盾，以及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变为雇佣兵制以后的财政困难。

刘光临在其英文著作《1000—1500年中国的市场经济》以及一系列中英文论文中，将明初财政模式放在宋代以来的长时段变化过程中加以考察。他将宋代定位为“市场经济国家”，认为从宋代到明初，中国经济经历了从市场经济体系向统制经济体系的转变，直到16世纪之后，具有活力的市场经济才重现苗头。与其他学者一样，他也认为一条鞭法是对洪武实物财政体制的革命，但他对这一革命的意义的评价要比其他学者低很多，认为不过是回归到8世纪唐宋变革以来经济市场化和财政货币化的轨道上。

具体研究精细化

明代财政史研究除宏观理论建构颇为可观外，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也有明显推进，其中不乏资料丰富、论述精细的厚重成果，而且大多出于青年学者之手，体现了明代财政史研究的活力和潜力。鉴于相关成果数量众多，这里只介绍一些专题著作。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对明代白银库藏的考察。户部太仓库、太仆寺常盈库、工部常盈库以及内承运库是明代财政白银的主要储藏机构，对这些机构进行深入考察，有助于了解明代财政货币化和白银收支规模的真实状况。苏新红《太仓库与明代财政制度演变研究》、刘利平《从马政到财政：明代中后期太仆寺的财政功能和影响》、李园《明代内库与财政体制变迁研究》，分别对太仓库、常盈库和内库的管理体制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其白银收支数量进行了更加合理的估算，不仅加深了对明代白银财政规模的认识，也为进一步思考明代财政体制的特点和变化提供了数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