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守刚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古文明的国家，自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商代以来，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从晚清开始，中国一直行进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所曾经历过的最为深刻和根本的变化。

时至今日，当那些将古老中国升级更新的景象已大多成为现实之时，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我们应该回望一下，这三千多年的路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也许只有认真地回望中华，我们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是不是可以用一根相对独特的线，比如说财政，将浩如烟海的中国史料穿成一串，来形成我们对于中国国家成长系统而独特的理解？

对国家来说，钱就是财政，顺着财政这条线索，我们就能够对迄今为止不断成长的中华国家，有更加透彻的把握，直达它变化的核心。

▌财政视角下的中华帝国

国家要获得财政收入总要依托某种工具，这就是所谓的“税柄”。以人口为税柄被称为税人，在财政收入上就是让人亲身服劳役或者按人头征税；以土地为税柄就是税地，在财政收入上就是按土地的面积来征收粮食或货币，传统财政中称之为“履亩而税”；以工商业活动为税柄就是税商，在财政收入上就是针对商品交易额、工商业从业者的财产与收益征税，或者采用许可、官营等形式分享商业活动的收益。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三种税柄实际上都在使用，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发展阶段，以某种特定的税柄为主体方式，由此决定了财政制度的不同类型、运行效果及其变迁动力。

由此，我们可以将中华帝国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帝国（初兴期），皇权、相权相对分开，宰相为政府领袖，皇权不断设法控制相权，财政制度上舍地而税人，先对人授地再通过税人来获得主要财政收入，力役繁重；

第二帝国（成长期），相权一分为三（尚书、中书、门下），群相代替独相，政府制度较健全，财政制度上通过两税法确立税地财政，同时税商收入逐渐重要起来，力役处于制度化消灭过程中；

第三帝国（成熟期），宰相职位被废，皇帝兼政府首脑，内阁（清中后期为军机处）辅助皇权运行，财政制度上回归以税地为正宗财政收入不动摇，力役在制度上逐渐消失。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华帝国是帝国这一国家类型发展得最为成熟的代表。在从战国至晚清这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华帝国经历着初生、成长与成熟，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中国国家成长的财政动因

很多研究说明了财政危机是国家成长的动因。财政危机至少有以下三种或者说有三个层次：

第一种是收支危机，它是通常所说的财政危机，表现为财政收不抵支而出现短期的赤字。

第二种是制度危机，它不仅表现为长期的收支赤字，而且表现为制度性和根本性的危机，即该财政类型中的主要收入已无法支持不断攀升的支出，需要将主要收入形式加以更换（即实现财政转型）。

第三种是价值危机，它意味着财政义务承担者对财政征收合法性产生怀疑，要求国家在价值系统方面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多数时候与制度危机同时出现，但也可能单独发生（此时财政收支方面没有赤字）。

上述三种财政危机在中华国家的不同阶段都发生过，对国家成长也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功地应对这些危机，是中华帝国成长的重要动因。

其中，收支危机是最常见的财政危机，应对收支危机将带来政治进步，传统的做法无非是“节流”和“开源”两个方面。在中华国家史上，财政中的制度危机出现过两次，即春秋战国时期和晚清民国时期，并由此带来了财政转型及国家转型。而财政上重大的价值危机，也主要有两次，一次发生在秦代，一次发生在清末民初时期甚至直至当代。

从晚清开始，中国走上了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之路。晚清财政危机首先表现为收支危机，进而发展为制度危机，对国家变革以及运用国家改造社会提出了要求。这是财政的制度性危机对国家转型的推动。

与晚清以来的收支危机与制度危机先后或同时，在西方现代国家的制度与思想冲击下，中国财政与中国国家也遭遇到极大的价值危机。这种价值危机体现在，需要提供合法性说明来解释为什么要抛弃传统财政，并接受工商税收、工商经济乃至服务于工商经济的现代国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