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财政史研究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但熟悉明史研究的学人都知道：明代财政史最为难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大部头的《明代财政史》问世。近读万明研究员、徐英凯教授合著的《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一书，感触良多，该成果不仅对《万历会计录》这一珍贵的史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整理和多角度的分析，还为研究明代国家财政结构和白银货币化提供了资料保障，并开拓了明代财政史的研究视野、理论和方法。 《万历会计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是现存最能全面反映张居正改革之前明代国家财政总体面貌的文献，也是“迄今存留于世的中国古代唯一一部国家财政会计总册”。1万明：《<万历会计录>与明代国家和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该书主要依据明代各机构衙门呈报的财务报表和所存的公务档案，如户部中的卷宗及各巡抚、布政司的册报等编订而成，署名为时任户部尚书张学颜，共43卷。在内容安排上，从行政管辖与区划方面看，采取了全国——布政司（省）——府——州、县的顺序，并包括都司卫所管理单位；各机构或部门的各收支款项数记载，是以总数冠分项，以分数合总数；从收支的门类说，是先全国田粮旧额岁入、岁出总数，依次是省、府、州、县分数，次边镇饷额等等。其下又细分章目，如饷额一门，分屯粮、民运、漕运、盐引、京运、抚夷、马价、赈济、俸粮、修边、仓庾、职储各项目；漕运一门，分漕粮额数、耗脚轻斋、席板筹架、运船官军、官军粮钞、土宜、漂流挂欠、禁令、河漕、海运、民运、军运、督运文武官各项目等等，可谓相当详细。2参见梁方仲：《评介<万历会计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5年第2期。该书不仅列举了万历初年（以万历六年为主）各项经济项目的数据实态，还比较详细地列举了此前诸项规定的沿革、事例，实为明朝建立约200年间经济政策和经济数据的总记录。不仅如此，《万历会计录》对此后明末乃至清初的经济运行均有重要的意义。明朝的财政预算管理是以“原额”、“定额”为基础的，万历初年的经济数据是晚明财政管理的重要依据。清军入关后，顺治皇帝下诏清理明季“三饷”等加派，也是依据万历前期的数据，此后编写清代赋役全书时，仍然参考万历初的“各直省钱粮则例”。所以《万历会计录》是研究明、清财政史极为重要的典籍。 《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一书在对明代经济史料整理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起到开创性和示范性的作用。这部巨著共分3篇，分别为《万历会计录》的整理篇、统计篇和研究篇，以现代统计表格的形式整理明代财政数据，既吸取了半个世纪之前中国经济史研究奠基人——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优良作法，又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统计分析，把计量方法应用于大型可量化历史资料整理之中，促进了历史研究的精细化和科学化，改变了长期以来研究者广泛采取的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具有很高的创新性，代表了这方面海内外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对明代财政史和明史的研究，对明史在中国史、世界史上的地位的认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全书以400万字的篇幅、555个表格、28个附图和20多万个数据，揭示了16世纪末明代国家财政的整体面貌。在此扎实整理基础之上，作者认为，在《万历会计录》中显示的计量标准和征收实态的混杂现象和赋役征收的货币化，加速了白银货币化进程。张居正改革影响深远，在万历八年的《清丈条例》向全国颁行后，白银货币最终成为财政主体，各地官方编纂的《赋役全书》成为清一色的白银核算和征收，它标志着明代中央集权财政体系已经历了从以实物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全面转型。 明代的白银化浪潮和国家赋役制度的转型，带给明代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笔者近年在研究军事制度史时深有此感。明后期白银的使用已遍及各个领域，就连货币化颇为滞后的军费也不例外，军粮、军费、军马等在明中后期都用白银来预算。以军马为例，马政一直是明朝军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太仆寺（行太仆寺）管辖全国官牧和民牧马政。官牧主要是各都司卫所马匹，民牧则是司、府、州、县分养马，太仆寺设老库贮马价银，以调剂用马。至迟在嘉靖年间，马匹及草场等相关收入还一直是专供军需的。此后由于官牧渐废，隆庆间将民牧种马出售一半，折银入库。到万历九年（1581年）五月，进一步采纳兵部建议，以种马折价，由太仆寺库收贮。1《明神宗实录》卷112，万历九年五月辛卯，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本，1962年。这样，收贮太仆库的库银除马价银外，还有草场的经营所得收入，收贮白银最多时达一千万两。再如，明代班军曾经长期被要求以“正身”轮流当差，即军人必须亲自承担差役。但到了明中期以后，军人交纳一定数额的银两就可以免于上操。“折班银”最先出现在地方卫所军人中，到嘉靖中期逐步在京军中推广。折班不仅可以减少国家军事支出、增加相应的财政收入，也可以免除班军长途奔波之苦，被认为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举措。明后期，折班银普遍用于募兵、修城、治河、军兵津贴等方面，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军差这种明朝最稳定的劳役当差也出现了演化为纳银当差的趋势。2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41—445页。这些都说明社会的进步和白银化浪潮的巨大影响。 举以上二例，意在说明明代中后期的白银货币化浪潮已经席卷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到明代中后期，白银货币化已经将社会各个阶层卷入到商品市场经济体系之中。白银与上至皇室达官勋贵，下至普通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了一起。由于白银的货币化，明代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也连接起来，全球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中国的白银价值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明末的财政状况、白银流通状况以及明朝的国运，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诚如万明在该书《绪论》中所言：“财政是国家的命脉，财政史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中外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社会史等诸多领域，举凡王朝的兴亡更替，国家的盛与衰，社会的进与退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无不与财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代财政与国家传统政治体制的转变、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甚至军事组织管理制度的变化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间既有直接因果关系，也有间接的影响。明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是传统走向近代的开始，是中西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时期，诸多领域的研究尚待深入。在明代国家层面的财政资料得到如此高水平的整理与研究之后，明朝的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的财政数据、经济运行状况，包括财务数字的统计范围、统计口径、地方存留与上解中央的计量单位以及比例等微观方面的综述研究，也必将会全面铺开。可以说，《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一书的出版，必将开创明代国家财政研究的新局面，推进明代国家、社会和时代变迁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 财政，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财政史研究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但熟悉明史研究的学人都知道：明代财政史最为难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大部头的《明代财政史》问世。近读万明研究员、徐英凯教授合著的《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一书，感触良多，该成果不仅对《万历会计录》这一珍贵的史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整理和多角度的分析，还为研究明代国家财政结构和白银货币化提供了资料保障，并开拓了明代财政史的研究视野、理论和方法。 《万历会计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是现存最能全面反映张居正改革之前明代国家财政总体面貌的文献，也是“迄今存留于世的中国古代唯一一部国家财政会计总册”。1万明：《<万历会计录>与明代国家和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该书主要依据明代各机构衙门呈报的财务报表和所存的公务档案，如户部中的卷宗及各巡抚、布政司的册报等编订而成，署名为时任户部尚书张学颜，共43卷。在内容安排上，从行政管辖与区划方面看，采取了全国——布政司（省）——府——州、县的顺序，并包括都司卫所管理单位；各机构或部门的各收支款项数记载，是以总数冠分项，以分数合总数；从收支的门类说，是先全国田粮旧额岁入、岁出总数，依次是省、府、州、县分数，次边镇饷额等等。其下又细分章目，如饷额一门，分屯粮、民运、漕运、盐引、京运、抚夷、马价、赈济、俸粮、修边、仓庾、职储各项目；漕运一门，分漕粮额数、耗脚轻斋、席板筹架、运船官军、官军粮钞、土宜、漂流挂欠、禁令、河漕、海运、民运、军运、督运文武官各项目等等，可谓相当详细。2参见梁方仲：《评介<万历会计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5年第2期。该书不仅列举了万历初年（以万历六年为主）各项经济项目的数据实态，还比较详细地列举了此前诸项规定的沿革、事例，实为明朝建立约200年间经济政策和经济数据的总记录。不仅如此，《万历会计录》对此后明末乃至清初的经济运行均有重要的意义。明朝的财政预算管理是以“原额”、“定额”为基础的，万历初年的经济数据是晚明财政管理的重要依据。清军入关后，顺治皇帝下诏清理明季“三饷”等加派，也是依据万历前期的数据，此后编写清代赋役全书时，仍然参考万历初的“各直省钱粮则例”。所以《万历会计录》是研究明、清财政史极为重要的典籍。 《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一书在对明代经济史料整理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起到开创性和示范性的作用。这部巨著共分3篇，分别为《万历会计录》的整理篇、统计篇和研究篇，以现代统计表格的形式整理明代财政数据，既吸取了半个世纪之前中国经济史研究奠基人——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优良作法，又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统计分析，把计量方法应用于大型可量化历史资料整理之中，促进了历史研究的精细化和科学化，改变了长期以来研究者广泛采取的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具有很高的创新性，代表了这方面海内外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对明代财政史和明史的研究，对明史在中国史、世界史上的地位的认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全书以400万字的篇幅、555个表格、28个附图和20多万个数据，揭示了16世纪末明代国家财政的整体面貌。在此扎实整理基础之上，作者认为，在《万历会计录》中显示的计量标准和征收实态的混杂现象和赋役征收的货币化，加速了白银货币化进程。张居正改革影响深远，在万历八年的《清丈条例》向全国颁行后，白银货币最终成为财政主体，各地官方编纂的《赋役全书》成为清一色的白银核算和征收，它标志着明代中央集权财政体系已经历了从以实物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全面转型。 明代的白银化浪潮和国家赋役制度的转型，带给明代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笔者近年在研究军事制度史时深有此感。明后期白银的使用已遍及各个领域，就连货币化颇为滞后的军费也不例外，军粮、军费、军马等在明中后期都用白银来预算。以军马为例，马政一直是明朝军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太仆寺（行太仆寺）管辖全国官牧和民牧马政。官牧主要是各都司卫所马匹，民牧则是司、府、州、县分养马，太仆寺设老库贮马价银，以调剂用马。至迟在嘉靖年间，马匹及草场等相关收入还一直是专供军需的。此后由于官牧渐废，隆庆间将民牧种马出售一半，折银入库。到万历九年（1581年）五月，进一步采纳兵部建议，以种马折价，由太仆寺库收贮。1《明神宗实录》卷112，万历九年五月辛卯，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本，1962年。这样，收贮太仆库的库银除马价银外，还有草场的经营所得收入，收贮白银最多时达一千万两。再如，明代班军曾经长期被要求以“正身”轮流当差，即军人必须亲自承担差役。但到了明中期以后，军人交纳一定数额的银两就可以免于上操。“折班银”最先出现在地方卫所军人中，到嘉靖中期逐步在京军中推广。折班不仅可以减少国家军事支出、增加相应的财政收入，也可以免除班军长途奔波之苦，被认为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举措。明后期，折班银普遍用于募兵、修城、治河、军兵津贴等方面，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军差这种明朝最稳定的劳役当差也出现了演化为纳银当差的趋势。2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41—445页。这些都说明社会的进步和白银化浪潮的巨大影响。 举以上二例，意在说明明代中后期的白银货币化浪潮已经席卷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到明代中后期，白银货币化已经将社会各个阶层卷入到商品市场经济体系之中。白银与上至皇室达官勋贵，下至普通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了一起。由于白银的货币化，明代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也连接起来，全球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中国的白银价值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明末的财政状况、白银流通状况以及明朝的国运，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诚如万明在该书《绪论》中所言：“财政是国家的命脉，财政史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中外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社会史等诸多领域，举凡王朝的兴亡更替，国家的盛与衰，社会的进与退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无不与财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代财政与国家传统政治体制的转变、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甚至军事组织管理制度的变化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间既有直接因果关系，也有间接的影响。明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是传统走向近代的开始，是中西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时期，诸多领域的研究尚待深入。在明代国家层面的财政资料得到如此高水平的整理与研究之后，明朝的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的财政数据、经济运行状况，包括财务数字的统计范围、统计口径、地方存留与上解中央的计量单位以及比例等微观方面的综述研究，也必将会全面铺开。可以说，《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一书的出版，必将开创明代国家财政研究的新局面，推进明代国家、社会和时代变迁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